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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一二季度金融运行现状与趋势

来源:原创中版四柱预测彩图网 添加时间:2019-09-18

  摘??? 要: 2019年上半年货币供应量增长平稳, 人民币贷款增长较快, 社会融资规模增长放量。二季度货币市场利率下降明显, 社会融资成本整体下行。上半年人民币汇率先升后贬, 跨境资金由“偏流入”转向“偏流出”。当前金融运行面临的突出问题有:外部环境不利于“稳增长”, 国内需求总体偏疲弱, 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不足, 金融风险隐患较多, 中美贸易摩擦对人民币汇率短期走势有冲击。下半年稳健的货币政策要适时适度强化逆周期调节, 继续向宽松方向调整。在操作中, 尽量采取结构性政策手段, 强化定向宽松。

  关键词: 2019年上半年; 货币政策; 金融运行;

  一、上半年金融运行情况及特点

  (一) 银行货币派生能力增强, 货币供应量增长平稳

  上半年M2增速总体稳定在8%-8.5%, M1增速由近乎零增长反弹至4%以上。6月末, M2余额同比增长8.5%, 比2018年末提高0.4个百分点, 比2018年同期高0.5个百分点;M1余额同比增长4.4%, 比2018年末回升2.9个百分点, 但仍低于2018年同期2.2个百分点。

  货币供应量保持平稳增长主要得益于银行派生存款能力的增强。2019年以来央行会同有关的金融管理部门, 创设央行票据互换工具 (CBS) , 支持银行发行永续债补充资本, 稳定监管预期, 增强商业银行的资金运用能力。上半年信贷与银行债券投资增长较快, 表外融资降势趋缓, 银行相应派生存款较多, 货币乘数高位攀升。上半年人民币存款增加10.05万亿元, 同比多增1.05万亿元。6月末, M2货币乘数为6.14, 比2018年末高0.62, 比2018年同期高0.58。与货币乘数上升相比, 基础货币有所减少。上半年基础货币累计减少1.79万亿元。

  (二) 人民币贷款保持较快增长, 贷款增长结构存在隐忧

  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9.67万亿元, 同比多增6440亿元。分季度看, 人民币贷款增长呈现先升后落的特点。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增长放量, 明显超出预期, 当季增加5.8万亿元, 同比多增9526亿元。但二季度贷款增势出现回落。二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3.87万亿元, 同比少增3086亿元。

  上半年贷款快速增长有利于缓解企业 (尤其是中小企业) 的融资问题, 但贷款增长结构也存在一定隐忧。人民币贷款增长结构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贷款向住户部门倾斜的势头明显缓解。2016-2018年, 受房地产销售回暖与居民加杠杆购房推动, 住户部门新增贷款占全部新增贷款比重高达50%、52.7%和45.5%。2019年上半年住户部门新增贷款占全部新增贷款的比重回落至38.9%。二是企业融资状况有所好转。随着纾困民企融资困境、加大对小微企业金融支持政策的推动, 上半年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增加6.26万亿元, 同比多增1.09万亿元。三是企业中长期贷款增势欠佳。上半年非金融企业中长期贷款增加3.48万亿元, 同比少增约2400亿元。这表明企业借入中长期贷款扩大生产的意愿不足, 中长期贷款需求较为疲弱。

  (三) 社会融资规模增长放量, 各类融资普遍向好

  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13.23万亿元, 比2018年同期多3.18万亿元。从构成看, 除股票融资以外, 其余融资渠道融资规模增长表现均好于2018年同期。其中, 人民币贷款、表外融资与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净融资对社会融资规模放量的贡献最大。上半年, 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10.02万亿元, 同比多增1.26万亿元;表外融资共减少4394亿元, 同比少减8212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净融资1.19万亿元, 同比多8258亿元;企业债券净融资1.46万亿元, 同比多4382亿元;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增加97亿元, 同比多增222亿元;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1205亿元, 同比少130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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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一二季度金融运行现状与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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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二季度货币市场利率明显下降, 社会融资成本整体下行

  上半年央行流动性调控具有两个阶段性特征。第一个阶段是1月至4月, 央行主要通过全面降准1个百分点和实行定向中期借贷便利 (TMLF) 操作来投放流动性。前4个月基本没有进行中期借贷便利 (MLF) 操作, 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也多次暂停, 但同期MLF和逆回购到期量较大, 对冲掉到期量后, 前4个月央行流动性调控总体净回笼资金超过1万亿元。第二个阶段是进入5月以后, 央行流动性净投放力度明显加大。5月先后发生美国政府将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2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且税率由10%上调至25%以及包商银行因出现严重信用风险被央行和银监会实施接管两项风险事件。央行随即宣布建立对中小银行实行较低存款准备金率的政策框架并对中小银行定向降准一次, 通过公开市场逆回购与MLF操作净投放资金。5-6月, 央行流动性调控总体净投放资金近1万亿元。受央行流动性调控影响, 加之同业市场短期资金需求因监管政策等因素出现减少, 货币市场利率在6月至7月初下行明显。隔夜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 (SHIBOR) 利率由5月末的2.19%最低下行至7月4日的0.84%, 创下近十年新低。

  货币市场利率回落引导社会融资成本下行。6月, 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5.66%, 同比下降0.28个百分点。Wind数据显示, 6月公司债、企业债、中期票据和短期融资券加权平均的发行利率分别为4.52%、5.26%、4.53%、3.32%, 同比低1.28、1.08、1.06和1.52个百分点。

  (五) 人民币汇率先升后贬, 跨境资金由“偏流入”转向“偏流出”

  前4个月, 中美启动贸易磋商, 美元指数总体横盘震荡, 美联储降息预期上升及中美利差止跌反弹, 外部环境总体有利于人民币汇率企稳回升。前4个月, 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累计升值2%。但5月6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考虑上调对中国输美2000亿产品的进口关税税率, 人民币汇率因贸易摩擦升级而短期面临贬值压力, 5月7日至16日8个交易日内, 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累计贬值1.9%。央行在5月15日和6月26日连续两次在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央行票据来引导市场预期。6月美元指数当月大幅下跌1.62%, 加之央行积极出手, 人民币汇率企稳并略有回升。8月1日特朗普推特发文称将对剩余3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10%关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8月1日至5日的3个交易日内快速贬值2.1%, 并跌破“7”。美国财政部在8月6日宣布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从银行跨境收付和结售汇看, 一季度跨境资金“偏流入”, 当季银行结售汇累计逆差91亿美元, 逆差规模同比少82亿美元;当季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累计顺差542亿美元, 同比多435亿美元。但二季度跨境资金转为“偏流出”, 当季银行结售汇累计逆差规模扩大至241亿美元, 2018年同期为顺差320亿美元;当季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逆差230亿美元, 逆差规模比2018年同期扩大2亿美元。

  二、下半年金融运行面临的环境和问题

  (一) 全球经济复苏迎来下行拐点, 外部环境不利于我国出口

  从外部环境看, 全球经济复苏已迎来下行拐点, 主要经济体增速出现同步放缓态势。2018年下半年以来, IMF、世界银行、OECD等国际组织开始持续下调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期。在2019年7月IM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预测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3.2%, 比2018年下降0.4个百分点。虽然7月底中美重启贸易磋商, 但中美关系已由竞争合作转向全面竞争, 贸易摩擦导致国内产业向海外转移、全球供应链调整的苗头已显现, 双方在高科技领域交锋激烈。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复杂性, 难有实质性缓和。美国对2500亿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对我国出口的负面影响将在下半年进一步显现。如果美国对剩余3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 我国出口将进一步受到冲击。

  (二) 国内需求总体偏疲弱, 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不足

  就投资需求看, 一是制造业投资企稳略升的势头难保持。上半年多数月份制造业PMI在50%荣枯线以下运行, PPI累计同比上涨0.3%, 比2018年全年回落3.2个百分点,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累计同比下降2.4%。制造业景气度下降和中美贸易摩擦冲击企业生产经营信心都不利于制造业投资增长。二是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高位回落势头已形成。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同比增速在4月升至11.9%的年内高点后, 5-6月连续两个月小幅回落。商品房销售面积、土地购置面积、房地产开发到位资金、房屋新开工面积等先行指标也在5-6月全面走弱, 预示未来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将进一步回落。三是基建投资增速反弹面临资金约束。在2018年下半年基建投资补短板政策力度加大的情况下, 2019年上半年基建投资累计同比增速回升至4.1%, 仅比2018年全年回升0.3个百分点, 回升态势不及预期。这显示出在地方政府隐性负债仍然受到较严格控制的情况下, 地方政府撬动债务性资金来为基建投资加杠杆的积极性不强。就消费需求看, 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同比增长6.7%和5.2%, 比2018年全年低0.3和1个百分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给居民就业与增收带来一定压力, 家庭高杠杆和高房价对消费存在挤出效应, 消费增长前景并不乐观。

  国内需求疲弱导致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趋弱。在贷款结构上, 投资疲弱体现为企业中长期贷款增势低迷。二季度末, 本外币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2%, 增速比2018年末低 2.1 个百分点;上半年增加 2825亿元, 同比少增 1529 亿元。居民消费疲弱体现为居民部门消费性贷款增势回落。二季度末, 本外币住户消费性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8.4%, 比2018年末低1.5个百分点。另外, 央行对银行家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二季度贷款总体需求指数为 66.2%, 比上季降低 4.2 个百分点。

  (三) 实体经济杠杆率出现较大反弹, 金融风险隐患较多

  与一季度信贷猛增、社会融资规模放量相伴随, 实体经济杠杆率出现较大幅度反弹。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测算, 实体经济杠杆率由2018年末的243.7%上升至2019年一季度末的248.8%, 提高了5.1个百分点。高杠杆是我国金融风险的总源头之一。

  包商银行被接管的事件标志着银行业机构开始正式打破刚性兑付。在银行刚性兑付逐渐被打破的过程中, 对未来的流动性风险仍需持续关注。此外, 还需关注两方面的延伸风险。一是中小银行信用收缩的风险。近年来中小银行不良率持续上升, 例如, 2019年一季度末城市商业银行与农村商业银行不良率分别为1.88%和4.05%, 比2017年末上升0.36和0.89个百分点, 比同期全部商业银行不良率高0.08和2.25个百分点。同时, 中小银行前期依靠同业业务高速扩张遗留的潜在流动性风险也开始显现。不良压力与流动性压力将导致中小银行负债端与资产端均存在压缩需求, 进而可能带来中小银行主动收缩信用。另一方面, 市场风险偏好明显下降, 甚至存在担忧和恐慌情绪, 带来货币与债券市场流动性分层与信用分化的风险。流动性分层体现为货币市场资金面较为宽裕, 但中小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依然难以顺利融入资金, 央行向市场投放的资金更愿意外溢到风险更低的国债市场, 而非信用债市场。信用分化体现为中小银行在同业市场短期信用利差扩大并向信用债市场传导, 信用债内部出现高评级与中低评级发行人的信用利差分化。

  (四) 全球货币政策转向宽松, 中美贸易摩擦冲击人民币汇率短期走势

  2019年以来, 在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影响下, 多国开启了降息模式。美联储7月议息会议宣布联邦基金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2%-2.25%, 这是自2008年12月以来的首次降息。欧洲央行以及日本先于美联储召开了7月议息会议, 并未在会议上宣布降息。年内美联储可能再降息一次, 未来全球央行降息潮仍将持续。

  中美贸易摩擦已成为影响人民币汇率短期走势的关键因素。根据近两年以来的经验, 在中美贸易摩擦加剧或者是焦点事件发生时, 人民币汇率都会出现短期的快速下跌。2018年以来,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先后出现三轮贬值, 第一轮是在2018年6月15日美国政府宣布对中国输美的500亿商品加征25%关税后, 6月中旬至8月中旬人民币中间价累计贬值7.4%。第二轮是在2019年5月6日特朗普宣布提高对中国输美的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的关税税率之后。第三轮则是在8月1日特朗普宣布对中国输美的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之后。中美贸易磋商目前已重启, 但未来仍可能出现波折和反复。中美贸易磋商很难达成最终协议, 未来将维持“边打边谈”“打打谈谈”的局面。一旦中美贸易摩擦再次升级, 市场避险情绪和信心预期变化会再次带来人民币贬值的压力。

  三、下半年金融运行展望与政策建议

  (一) 稳健的货币政策继续向宽松方向调整, 社会流动性保持平稳充裕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新的风险挑战, 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国内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流动性风险、信用收缩风险在上升, 为“稳增长”与“防风险”, 下半年稳健的货币政策需要适时适度强化逆周期调节, 继续向宽松方向调整。全球货币政策趋于宽松也使我国货币政策向宽松方向调整的外部掣肘因素显着减弱。下半年应综合运用价格型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 确保社会流动性与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 保持货币市场利率稳定在较低水平, 推动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下行。一是通过总量适度宽松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疏通提供基础, 用相对宽松的资金面来缓解流动性风险, 防范信用紧缩风险。二是要避免“大水漫灌”, 防止实体经济杠杆率过快上升。在坚持“稳杠杆”的同时, 进一步加强结构性政策的运用, 实现“定向滴灌”, 将资金导入实体经济需要加杠杆的部门, 特别是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以及新兴产业。三是多措并举增强银行贷款投放能力与意愿。可采取的措施有:加大CBS操作、推动商业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利用不良资产管理公司剥离银行不良债权、落实对于基层信贷人员尽职免责等。受宏观经济政策逆周期调节推动, 预计全年M2余额同比增速将稳定在8.5%左右,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速稳定在11%左右, 全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7万亿元左右, 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约22万亿元。

  (二) 采取结构性政策手段, 强化定向宽松

  在当前贷款结构性问题、市场流动性分层与信用分化问题持续存在的情况下, 结构性政策工具较总量性工具效果更优。下半年可选择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有:定向降准、TMLF、抵押补充贷款 (PSL) 、定向为中小银行提供再贴现等流动性支持、调整普惠金融等优惠政策范围和标准等实现定向调控。通过创新和丰富货币政策工具组合, 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精准滴灌的作用, 引导银行加大对“三新”经济、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制造业投资、补短板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等重点领域的贷款支持。

  (三) 贷款利率加快“两轨并一轨”, 引导融资成本适度下降

  我国目前存在存贷款基准利率, 也存在完全市场化的货币市场利率。“双轨”利率导致市场化的利率调控机制无法建立, 贷款利率难以受到政策利率调整的影响。利率市场化改革是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环节, 同时也是通过市场机制降低实体企业融资成本的根本手段。未来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与利率市场化改革将两相结合, 通过加快贷款利率“两轨并一轨”的利率市场化进程, 疏通政策利率向贷款利率的传导渠道, 引导和推动贷款利率适度下降。“两轨并一轨”可能的路径是:一是逐渐用贷款基础利率 (LPR) 取代贷款基准利率。LPR是市场报价形成的, 是完全市场化的利率。未来将推动银行更多地运用LPR作为贷款利率定价的参考, 而非现在主要参考贷款基准利率定价, 择机取消贷款基准利率。二是以MLF等政策利率作为LPR的参考利率。三是完善LPR报价机制, 增加不同类型商业银行和不同期限的利率报价, 增强价格弹性, 从而充分反映市场资金变化和商业银行自身经营情况。贷款利率并轨配合适当下调政策利率, 可以实现政策利率→LPR→贷款利率的市场化降息。

  (四) 适当增强汇率弹性, 维护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

  稳步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客观要求适当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保持一定程度的弹性也有利于汇率发挥对出口和国际收支调节的自动稳定器作用。下半年, 全球货币政策转向宽松与美联储开启降息周期将为适当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创造较好的外部条件。适当增强汇率弹性与保持汇率基本稳定并不矛盾。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并不意味着默许和纵容汇率在短期内出现大幅波动。在外有中美贸易摩擦冲击、内有金融风险隐患的情况下, 为防止市场预期恶化, 更要防止出现人民币汇率快速贬值。因此, 在适当增强汇率弹性的同时, 仍需综合运用中间价逆周期因子、离岸市场发行央票以及必要的外汇监管等手段积极维护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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